辛勤耕耘半世纪 累累硕果收桑榆——记考古工作者廖永民先生

廖永民先生，祖籍河南省濮阳市。廖先生的前半生，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月中度过的。1944年抗日筑先师范毕业即参加八路军，在抗日前线转战华北冀、豫和山东地带，先后参加了解放被日军侵占的滑县、长垣战役。日本投降后，接着是3年解放战争，参加了华北解放与著名的淮海战役。1948年由部队转地方工作。1954年由河南省人事厅分配到河南省文化局举办的文物考古人员培训班，结业后分配到郑州市文物工作组开始了考古生涯。当时，对于廖先生来说，考古是个完全陌生的工作，思想波动很大，觉得参加革命工作十几年了，竟要与死人骨架、破盆烂罐打交道。真正树立专业思想，对考古工作发生兴趣是在1956年参加国家文物局举办的第四期文物考古人员培训班（被戏称“黄埔”第四期），听了郭沫若、夏鼐、郭宝钧等著名考古学家的讲课之后，进一步认识到考古工作的科学性、学术性与专业性。返郑后即参加了郑州商城与二里岗商代遗址与战国墓群的发掘，并主持了郑州紫荆山商代青铜冶铸作坊以及制骨器作坊遗址的重要发掘。1956年在全国性刊物《文物参考资料》上首次发表文章， 1957年初又主持安阳殷墟商代青铜器冶铸作坊遗址的发掘，开始撰写考古论文。但不幸的事发生了， 1958年廖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在豫北内黄县白条河农场劳动教养3年，20多年后才得到彻底平反。这期间，正是廖先生“风华正茂”的岁月，实在可惜。好在划错右派期间，时光并未完全虚度。劳动期间放猪放羊时，就搞考古调查，竟在张召、毫城等村附近发现仰韶、龙山文化遗址各一处，古城址2处，唐代碑刻一座。自费把采集的文物标本寄给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处，并写信介绍遗址与唐碑的详细情况。在濮阳县新华书店工作时，趁下乡卖书机会，顺便进行考古调查，先后发现新石器时代与春秋战国等不同时期古遗址13处，古墓群3处，宋碑1座。当发现戚城仰韶、龙山文化直接叠压层后，即自费把采集的遗物标本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并附信介绍遗址详情。此外，还与北京大学李仰松教授一起受中国社科院郭沫若院长的嘱托调查了顼颛和春秋时期卫国的都城帝丘。在中共濮阳县委宣传部支持下，1962年前后主持濮阳地区的考古调查，在《河南文物通讯》上发表了《濮阳地区考古调查简报》一文。1963年又与北大李仰松先生一起对戚城遗址进行试掘，1976年编写了《濮阳文物志》。当时，廖先生虽然不在文物考古工作岗位上，却以其对考古事业的热爱与负责精神，开辟了濮阳地区的考古工作，填补了濮阳地区考古工作的空白。

1979年初，调郑州市博物馆考古部工作。1988年晋升为副研究员。进入老年期的廖先生1980年开始在郑州大河村遗址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先后发表论文16篇。文中总结了大河村遗址考古成果并结合其它同类遗址综合分析探讨，所以在仰韶文化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在类型的划分、社会形态的演变、自然环境的变迁等方面提出不少真知灼见。

1988年离休，但一直未离开考古工作岗位，并且取得了更为可观的成绩。就是说，他的主要考古成果是在离休后创下的：首先在1989年巩义市文化局举办的文物人员培训班上主讲文物考古课，编写讲义约百万字。采取讲课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带领学员在山野田间进行考古调查，发现古遗址多处。现在培训班学员中不少人成为巩义市文博部门的领导或业务骨干。1990年开始，带领文物工作人员又在巩义市境内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长年累月奔波在山坡丘陵之间。先后发现不同时期古遗址、古墓群近80处。其中洛汭地带、坞罗河流域和休水流域的考古调查以及瓦窑嘴遗址、里沟遗址的考古发掘等都有重大考古发现。特别是在洛汭地带调查中发现了中原地区时代最早，面积最大属于仰韶文化早、中期的祭祀遗迹（包括祭坛、祭祀坑等）。就此，1992年5月19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对廖先生的专访。廖先生指出：洛汭地带的考古发现非常重要，继续开展工作将对远古时代社会形态的发展演变、文明起源以及东方民族意识形态体系与传统观念体系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又由于国内外媒体对这次专访的大量转载，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就此，1993年10月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在巩义市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来自海外120多位学者结合洛汭地带的考古发现就中华文明起源、社会发展的复杂化进程等课题进行了探讨。会上，廖先生就考古学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进行研究、考察的体会，作了《洛汭—中原地区最早的祭天圣地》的发言，后经过补充，发表在同年《河南日报》上。随之，1994年夏，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年出资5万美元，以中（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美（哈佛大学）、澳（拉楚布大学）的院士、博士等组成的联合考古调查团，在巩义市境内以洛汭地带为中心进行拉网式考古调查达5年之久，廖先生为调查团成员之一。2003年由美国密西根大学院士华翰维等根据调查到的遗迹、遗物资料撰写了《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一文，以多种文字在中、美、澳、英和加拿大等国的历史、考古专刊上发表。文中全面、具体阐述了中国文明腹地从早期聚落形态的演变进而探讨社会结构走向复杂化的进程。此文的权威性很高，不仅代表着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早期社会形态演变模式的研究成果与见解，而且是中西方学者合作取得的共识。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对洛汭地带远古文化遗存的剖析中得来的。2005年，继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完成之后，当年国务院又推出了重点考古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经专家组审定，把洛汭地带遗迹、遗物最集中的花地嘴遗址确定为实施这一考古项目的重点之一。多年来花地嘴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和探测，现已探测、揭露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发现大面积夏代早期的城址以及城址内包含的壕沟与多种祭祀遗迹，出土与祭祀有关的完整或可复原的遗物千余件。就花地嘴遗址的考古发掘取得的阶段性成果，2008年7月将由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主持召开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十多年来，国内外考古界在洛汭地带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充分证实了廖先生16年前接受《光明日报》记者专访时所作的论断。

半个多世纪的田野考古生涯，廖先生对中原地区不同时期文化遗存的文化性质、分期、断代以及类型划分等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廖先生由于勤奋学习，善于思考，学术研究上往往独辟蹊径，具有新颖见解，早在1987年，他就提出区域原始文化陶器谱系学说的思路。认为各不同区域自成体系的原始文化，其每种最具特征意义的主要陶器和特有陶器，都可按其各部位有规律地演变轨迹分式排列，各归其位，使之有了自己的坐标，这就使我们对每件器物与其它器物的纵横关系看得清清楚楚，即可进而列出这种器物的谱系表，附以文字说明。犹如门德列也夫研究出来的“元素周期表”，又如一个家族的世系表。廖先生具体指出：此表可称为“原始时代陶器谱系表”，简称“陶系表”。这一思路显然有助于对不同地域原始文化陶器的分期、类型划分以及不同原始文化之间的影响、族属的区别等方面加深认识。廖先生按这一思路，在1988年第1期《中原文物》上发表了《试析豫中地区原始时代的陶鼎》一文，文中把中原地区原始文化中最具典型性、代表性的陶鼎列成谱系，并在文字中加以详细分析、解释。此文的示范作用赢得了学术界的好评，所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2期转载了这篇文章。由此可见廖先生新颖独到的见解与扎实的学术基础。廖先生的工作态度与治学精神认真、严谨、扎实，在研究工作上强调真实性、科学性，著述着重在深度、广度、高度上下功夫，这种治学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000年以来，先后发表学术专著《黄冶唐三彩窑》（获省社科类图书二等奖）、《洛汭·神都山》（获省社科类图书二等奖）、《洛汭诗赋诠著》、《中国古代镇墓神物》（评为2003至2004年全国文博类十佳图书）、《河南唐三彩与唐青花》、《河南唐代白釉彩瓷》、《河南省文物志名词术语注释》等书，另在国内外发表论文、考古报告等70余篇，总约370多万字。此外，还与他人共同主编了《洛汭与河图洛书》、《仰韶文化论文集》、《郑州碧沙岗与北伐》等论文集。应特别指出的是，以上饱含廖先生心血的著述，百分之八十是在75岁以后完成的，由此可见廖先生酷爱考古事业之心和孜孜不倦、潜心科研的奉献精神。

当前，廖先生仍担任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学术顾问，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河南省收藏协会陶瓷分会、江苏省聚德古典艺术品拍卖公司、四川省树王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业务顾问，经常参加国际性或全国性专业学术研讨会。

已是83岁高龄的廖先生在完成约10万多字的《创新型名窑——巩县窑》一书后，当前还正在做着两件事：一是编写12万多字，80多页图版的《巩义瓦窑嘴》一书；二是争取各级党政领导的支持，以郑州碧沙岗公园为基地，创建国家级北伐战争纪念馆。

（作者单位：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