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洛阳 研究洛阳 服务洛阳——记洛阳文博专家陈长安

陈长安，1938年出生于洛阳市宜阳县三乡曲村。1958年到洛阳考古工作站工作。1959年调入洛阳博物馆，1969～1977年先后任博物馆副书记、副馆长。1980年调洛阳古代艺术馆，任馆长。1992年评为研究馆员。1998年退休。他一生致力于洛阳文博事业，为洛阳的文博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 举办大型陈列展览创新博物馆发展之路

1、编写第一个《洛阳历史陈列大纲》：1958年洛阳博物馆成立，首次文物展的陈列大纲，是陈长安与赵安杰按照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国历史陈列”模式设计的。陈列内容以“三大革命”为主线，展现洛阳地区的历史发展，此次首展，受到文化部和观众的赞扬。

2、组织完成《收租院》泥塑展：为配合“文革”期间当时的政治需要，博物馆推出了阶级教育展览，陈长安是这次展览的负责人。他先在关林庙复制了《空军战士家史展》，迎来了洛阳及各县的参观团，得到市革委会的称赞。接着又在王城公园内复制北京展出的《泥塑收租院》，该展览历经两个多月，完成了百余个塑像，1969年正式接待观众，参观者络绎不绝，使广大群众受到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教育，成为洛阳市对下一代进行阶级教育的基地。

3、举办《文革中洛阳出土文物展》：1972年，时任洛阳博物馆革委会副主任的陈长安，将文革期间洛阳出土的精品文物在洛阳王城公园陈列展出，使广大人民群众亲眼目睹到文革期间博物馆对文物保护的突出成果，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好评，引起了外交部的重视，原外交部长乔冠华、王海容，在北京组织各国驻华使团来洛参观，赢得了世界各国使团的赞誉。

4、筹办新建博物馆展览陈列：1973年，市政府决定新建洛阳博物馆展览大楼，1974年竣工后，成立了由博物馆陈长安具体负责的筹展小组，经过两个月的努力，陈列展览以全新的面貌向世人开放，崭新的博物馆，丰富的文物精品，吸引着来自国内外游客，提高了洛阳古都的知名度。

5、完成洛阳古代艺术馆陈展：1979年市政府决定对封闭多年的关林庙重新开放，市文化局提出在关林筹建洛阳古代艺术馆，由陈长安到关林负责，制定计划，调集文物，设计布展，编写说明，将庙内东西长廊改造为“墓志陈列室”和“石刻陈列室”，重塑关帝像和整修关羽冢，恢复被砸断的石碑，美化了庙容，一座由馆、庙、林融为一体的古代艺术馆，于1980年元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为“以庙为馆”的博物馆走出了一条发展路。并对博物馆的发展前景作了深入探讨，先后发表了《试探博物馆改革、开放、搞活之路》《论洛阳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前景》等论文。

二 考古发掘与文物普查

1、参与北窑西周墓发掘：1964年北窑西周墓的发掘，是洛阳博物馆组织的第一次大型田野考古发掘，当时贺官保是工地的负责人，陈长安具体负责墓地测量、墓葬编号、绘图、照像等业务工作。

2、负责组织焦枝线文物普查发掘：1969年国家修建焦枝铁路，河南段沿线的文物调查、发掘工作，由河南省博物馆和洛阳博物馆两家实施。洛阳馆派出陈长安负责，从孟津宁咀到宝丰县150公里焦枝沿线，发现遗址十余处，重奌试掘了西吕庙遗址和煤山遗址，出土了数百件文物,对研究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3、1976年为配合农业学大寨，由陈长安负责，分为两个区、六个组，对市郊和孟津县进行长达一个月的文物普查，征集文物，整理汇编，存档入库。由于普查成积显著，受到省文化厅的表扬，陈长安作为全省三位代表之一，参加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先进会议。

4、1980年以前，由于缺乏经费，不少重要遗址不能及时配合发掘而遭到破坏，陈长安费尽心思，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到发掘专款，开展了对西吕庙、含嘉仓、西周铸铜遗址、矬李、临汝煤山、小潘沟、含元殿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三 学术研究成果

1、考古发掘报告与简报：《洛阳北窑西周墓发掘的重要收获》（《中原文物》1987年特刋7）《洛阳庞家沟五座西周墓的清理》（《文物》1972年10期）《洛阳北窑西周墓清理记》（《考古》1972年2期）《哀成叔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7期）《洛阳西工区战国初期墓葬》（《文物资料丛刊》1980年3期）等。

2、邙山陵墓与洛阳墓志、石刻研究

“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唐王建的诗句道出了邙山是洛阳人魂归的故土，邙山冢墓垒垒，但其中大多数己无从考证，为搞清邙山陵冢的来垄去脉，陈长安长期致力于这一问题的调查研究，并提出一些新的见解。

（1）《洛阳邙山东汉陵试探》（《中原文物》1982年3期，省考古学会优秀论著）是解放后对东汉陵探索的第一篇文章。作者抛开清洛阳县令龚松林所立的碑石，依据西晋、张载的诗“北邙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世主。”和张协的赋“壮汉氏之所营，望五陵之嵬峨。”结合《东观汉记》等文献记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①东汉帝陵分为南、北两兆域，邙山属北兆域。②“邙山东汉五陵说”，即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灵帝文陵。③“刘秀坟”非原陵。④认定今象庄大石象是汉陵北兆域的神道石刻。

（2）《洛阳邙山北魏定陵、终宁陵考》（《中原文物》1987年特刊）是对湹河以东两座北魏陵的考证（史载：北魏以湹西为兆域）。①北魏孝明帝定陵，史书缺载，依据有关北魏墓志，考证其在后沟一带，现已无冢。②终宁陵是孝文帝文昭高皇后的先葬陵。后因破开陵冢将棺柩迁走，安葬在孝文帝长陵，但此处大冢仍在，不能再称终宁陵，故《隋书》唐墓志中称其为“破陵”。又因迁葬时棺柩上盘卧一条大蛇，蛰而不动，棺迁走后，又将蛇葬回原处，故后人又称其为“盘龙冢”。清，洛阳县令龚松林在冢前立碑为“汉安帝恭陵”，完全是随心所欲。

（3）《孙皓、陈叔宝、扶余义慈三君主墓地试探》（《洛阳博物馆建馆50周年论文集》2008年，大象出版社）是探讨“亡国之君”在邙山的墓地。作者写这篇文章是有原因的。早在60年代初，南京大学某教授致函洛阳博物馆，请求拍一张陈后主（叔宝）在邙山的墓地照片，无法办理，只好回信致谦，但此事却铭刻在作者心里。前后30多年间，学者们一直在关注着亡国之君在邙山的墓地，可见其重要性。陈长安借以“拋砖引玉”，写了这篇论文。依据有关资料从五个方面作了阐述。①关于三墓地的文献线索。②关于三墓地组合布局的推定。③关于三墓地在邙山所处位置的推定。④对三墓地推定的求证。⑤用航空考古对推定验证，将推定的三墓地索定在凤凰台之北，并用地球定位仪记录了墓地的位置。如果能对定位的墓进行考古发掘，就可认定它们是否是三墓地。作者的这些观奌，引来了韩国数次派代表团来洛访问。1997年韩国忠南大学邀请作者参加《百济文化国际研讨会》，后因种种原因未能赴会。

（4）洛阳墓志研究：

墓志是一部“石史”，是历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尤其是洛阳墓志，数量之多，世界闻名，有不少早己流散他乡。建国以来，虽出版了一些目录、汇编之类的书，但多是遗漏太多，给研究者带来不便。陈长安是较早步入洛阳墓志研究者之一，并取得一些成果。

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该汇编收录了全国出土的隋唐墓志，共30册，洛阳卷计15册，占了全书的一半。凡是1990年以前出土于洛阳的隋唐墓志，不论己著录或未著录的将尽力收入本卷，总计3075方，数量之多是空前的，是洛阳隋唐墓志的汇集大成。该书采用原拓本按年月日顺序影印出版，保留了墓志的原貌，可说是一部唐人撰刻的石刻文献，一部隋唐书法大观。为促进隋唐墓志研究提供了一部较全面的拓本资料。

《邙山北魏墓志中的洛阳地名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1987年特刊）获省考古学会优秀论著。该文对芒山与邙山、首阳山、杜予墓、覆舟山与李冲墓、马鞍山、万安山、谷山、谷水、谷城、金谷、成周、乡里等15个问题作了解读。特别是成周的位置，历来说法不一。从北魏墓志中考定成周的位置，应在今洛阳老城一带的湹河西岸。近年在湹东林校发掘出土了西周时期的祭祀坑，则说明成周应在老城一带的湹河两岸。

《隋代洛阳政区改革与隋志中洛阳乡里初探》（《隋墓志人物传》冯吾现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志中记载了隋文帝时河南县9乡7里6地名；河阴县2乡2里2地名。隋炀帝时河南县8乡9里4地名；洛阳县9乡11里3村。这些乡里都是文献中缺载的。

《唐墓志中的洛阳县、乡、里、村考》（待刊稿）。志中有洛阳县25乡，河南县26乡，里200余。不少乡里能指出相当于今天的位置，可绘出唐代洛阳乡里图。2011年湖南彬州李谷（北宋宰相）的后代来洛，查找“清凤乡高阳里”和“贤相乡勋德里”，寻根问祖，就是依据该文去寻找的。

《唐代洛阳的百济人》（《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洛阳古代艺术馆编，朝华出版社，2002年）。该文对葬于邙山的百济王扶余义慈、百济太子扶余隆、百济将领黑齿常之、常之之子黑齿俊等四人，分别把史载和墓志结合起来，进行了较全面的考释，给百济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北魏元怿墓志考》（《中原文物》1983年，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志中的“七镇继倾，二秦覆没”，纠正了史学中常讲的“六镇起义”。《洛阳隋志史料浅释》（《中原文物》1989年2期）获洛阳市社联三等奖。

（5）洛阳石刻研究

洛阳古代艺术馆是洛阳出土石刻的专题馆。其藏品之多，在国内位居前列。然而对洛阳石刻的研究，前人著录的却很少，是洛阳石刻研究的新领域。

《洛阳古代石刻艺术》（待刋稿）是雕塑家刘开渠先生题名，刘开渠、钱少武、曾竹绍为序的一部“陵墓石刻”专集。洛阳是13朝古都，帝王将相葬于洛阳者甚多，经认真整理，可选入的却不多。为充实该书内容，陈长安等人奔走各县搜录石刻，所获完整者少，残缺者多。残缺的原因：一是人为破坏；二是后人对前人石刻加以攺造利用。如：东汉建都于洛阳，帝王将相葬在邙山，其墓前石刻今无一存在，这些石刻那里去了？陈长安终于找出了答案，《水经注》中说：汉陵墓前的石刻，都被曹魏文帝运去修天渊池中的九华台作基石用了。我们期待着对九华台考古发掘。陈长安历时十余年，完成了洛阳区内现存的陵墓石刻选编，分为五编，收录从东汉至明清的石刻，计图版400余幅，是洛阳的大型陵墓石刻图册。

《简述历代陵墓的殉葬、俑坑与石刻》（《中原文物》1985年4期），阐述了神道石刻是殉葬制度人性化的发展。

《唐恭陵及其石刻》（《考古与文物》1986年3期），论述了恭陵是唐代神道石刻制度化的开始。

《洛阳经幢及相关问题》（《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建馆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经幢是佛教文化发展的另一种形式，起始于公元七世纪中叶。它是借用当时为人们所注目的“望柱”“墓表”形式，并对顶座加以改造而成，其上刻唐仪凤年间由佛陀波利传来的陀罗尼经咒，能灭除灾难、求得解脱、往生净土，另外还涉及到一些失载的寺院和高僧等内容。该文介绍了洛阳经幢35件，是研究佛教文化不可忽视的文物资料。

《唐东都上阳宫出土石蟾蜍》（《中原文物》1986年2期），见证了石刻艺术在古代宫苑建造中的作用。

（6）白马寺研究

自东汉明帝创建白马寺，它是我国建造最早、历时最长、从未间断的第一座古刹。陈长安从研究历代寺院建筑布局的变化中，发现今白马寺与齐云塔的分布违背了一般规律，陈先生把考古资料、文献记载、现存碑刻，融合在一起深入分析研究，去伪存真，探求了白马寺的历史真象。

《释源考》（《河洛春秋》2010年3期）对白马寺历史提出了新的看法。①“汉白马寺”说。指东汉明帝所建的白马寺，从公元68年建立，到公元577年北周武帝法难，将汉白马寺毁掉，仅存世510载，今齐云塔院是汉明帝所建白马寺的旧址。公元578年周宣帝继位，开始修建洛阳旧都，只在汉白马寺浮图旧基上重建了塔，北周就灭亡了，对于这孤独的一座塔不再称为汉白马寺，俗呼“周洛州故都西塔”，此名一直延续到唐，从此汉白马寺就在地面上消失了。②“唐白马寺”说。指公元685年，武则天“修故白马寺”。《唐书》中的“修故”一词应改为“重建”，因这时汉白马寺早己不存在，变为一座“周洛州故都西塔”，所以没有“修故”的可能性。文献中记载唐白马寺的主体建筑是高阁，从未找到唐白马寺有塔的记载。今白马寺的清凉台下就是唐白马寺的主要建筑“高阁”的基址，说明今白马寺正座落在唐白马寺的中心位置。③“无白马寺”说。从公元577～685年，这108年间洛阳是没有白马寺的。一代著名高僧唐玄奘，出生在洛阳，出家在洛阳，取经归来后曾来过洛阳，然而在他诸多著作中竞无有“白马寺”三个字，不少人对此不理解。殊不知唐玄奘出生于公元596年，卒于公元665年，正是汉白马寺被毁19年后才出生，他死后20年唐白马寺才建立，实在是无缘白马寺。④非“狄梁公”乃“薛梁公”。白马寺东南有一墓冢，后人认为是宰相狄仁杰墓，并树碑“狄梁公墓”，一直传流至今。狄仁杰是主张反佛的，葬于寺院让人费解，殊不知薛怀义也封为梁国公，他又是白马寺主持，而且处死后被运回白马寺，所以该墓应是“薛梁公墓”才更符合历史。⑤“周洛州故都西塔”的演变史。公元832年，五代后唐的《灵异记》把“周洛州故都西塔”说成是汉明帝创立的“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塔”，“凡九层，高五百尺，塔号齐云，寺通白马”。公元955年五代后周世宗法难，拆除了“周洛州故都西塔”（即真身舍利塔）。公元970年，宋庄武李王（李继勋）舍己资“于寺（白马寺）东又建精蓝一区，亦号曰东白马寺，并（在周洛州故都西塔旧基上）造木浮图九层，高五百余尺”。公元1126年，“靖康之难”中东白马寺遭火焚。公元1175年（金大定15年），栖岩彦公“因塔之旧基”重建砖浮图13层及其它建筑，仍称“东白马寺”。公元1524年（明嘉靖三年）王刚夫妇对金代砖浮图进行了重修，名曰“白马寺塔”，不再称“东白马寺”了，此时才将塔、寺合为一体。从上述可知：公元832～1524年的692年间，这里是白马寺和舍利塔并立，或是白马寺和东白马寺共存，两者各自独立，此后才合二为一。公元1712年（清康熙51年），如琇和尚赋《白马寺六景》诗，始称砖浮图为“齐云塔”。

《白马寺印度佛殿苑》（白马寺佛教文化丛书，2010年）对印度佛殿苑兴建的始末、建筑艺术、雕刻艺术作了全面介绍。

配合白马寺研究陈先生还发表了《洛阳白马寺发现唐代遗物》（《中原文物》1981年1期）证实今白马寺是在唐白马寺的旧址上。《法难中的白马寺》、《洛阳佛寺春秋》、《泗州大圣及其造像》、《东汉佛造像》等文章。

陈长安不仅撰写洛阳文博方面的研究文章60余篇，还编写出版了个人和与其他人合作的专著。为洛阳文博事业的发展和促进洛阳对外交流作出了不少贡献。主要专著有：

《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是洛阳文物工作者编写的第一部大型田野考古报告。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计15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收录墓志3075方，是洛阳隋唐墓志的集大成。

《洛阳古代石刻艺术》（待刋稿），收录东汉至明清陵墓石刻，分五编，图版400余幅，是一部大型陵墓石刻图册。

《洛阳名胜诗选》（中国旅游出版社，1984年），收录秦至清有关洛阳名胜的古诗290首，并作了简要的注释，借以颂扬洛阳名胜，宣传洛阳历史文化。

《诗话洛阳》（军事谊文出版社，2008年），全书分五篇，把历史记载、考古发现、诗歌抒怀、名胜游览融合起来，以四维图像来诠释洛阳的古老、文明、厚重、辉煌。

《白马寺》（河南出版社，1981年）是第一本简介。《释源白马寺》（白马寺佛教文化丛书，2008年）全面介绍白马寺的历史、文物古迹、佛教艺术等内容。

《洛阳关林》（中州书画社，1982年）是第一本简介。《关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系统介绍关林历史、古建、碑刻、雕塑彩画艺术等内容。

《洛阳古代艺术馆十年大事记（1981一1991）》（内部刊物）。白献章主任在《序》中说：“真实地记录了该馆的一些大事，反映了该馆发生发展、矛盾斗争、团结奋进的全过程。”是一份可贵资料。

《宋版二十四孝》（待刊稿）。“百善孝为先”，孝是儒文化之本，孝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孝子故事出现在东汉以前，而完整的二十四孝则出现在宋代。洛阳是宋代的西京，文人学士多集于洛阳，理学创立于洛阳，因而洛阳出土宋代二十四孝石棺多具，展现了中国最早的二十四孝故事。到金元明清，孝子故事有不同的变换。宋代二十四孝前人未曾出版，对中国孝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四 奉献洛阳文博事业

陈长安先生在文博战线上，兢兢业业了干了40多年，克服了重重困难，为洛阳文博事业的发展，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其突出贡献：（1）培养了一批年青的接班人，扩大文博队伍被：1969～1977年，由博物馆原来的20多人发展到50多人。（2）筹建博物馆展览大楼。（3）恢复白马寺泥塑佛像：1973年接上级通知，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要访问洛阳，市政府下令立即修复白马寺，并限定一年内完成，由陈长安具体负责修复事务。由于“文革”初，白马寺受到冲击，塑像毁，如若恢复谈何容易，唯一办法是借佛，后经国家文物局报告，国务院签字同意将北京故宫慈宁宫大佛堂夹紵佛像搬迁到白马寺，历时三个月，搬运18卡车，共2300余件（套），按时完成了白马寺修复工作。（4）开创“关林朝圣大典”：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关林庙引来了台湾等地众多同胞进香团。1993年，台湾吴朝煌组织台湾多个关庙来关林祭典，使陈长安蒙生每年举行祭关的念头，报告上级，得到赞同。1994年9月13日（秋祭日）按计划举行了第一屆“中国洛阳关林国际朝圣大典”，市政府还借此平台融入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等内容。后来“朝圣”逐渐成为市政府的主要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了18屆。（5）引进“航空考古”首飞洛阳：1995年，陈长安作为《中国古代人与神》第二随展组长，赴德国埃森，在德期间经多方协议同意，于1996年5月，在洛阳实施了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航空考古飞行。对洛阳石器时代遗址、偃师二里头、商城址、汉魏故城、隋唐东都城、邙山古墓群、巩县宋陵区，进行了航空拍照，还专为亡国之君墓区墓葬分布作了定位。收获巨大。（6）促进洛阳与扶余郡结为友好城市：由于陈长安发表了对扶余义慈墓地的看法，引来了韩国代表团的采访。陈长安陪同到邙山作实地考察。考察中韩方提出：要出钱发掘义慈王墓，建祠堂，每年要来祭祀，要求与洛阳市结为友好城市，陈长安向洛阳市政府汇报同意，于1996年3月，韩方扶余郡郡首俞炳敦率政府代表团来洛，协商了义慈王墓及经济技术交流问题，签订了洛阳市与扶余郡结为友好城市的备忘录。同年8月，俞炳敦再率政府代表团来洛，举行了“洛阳市与扶余郡结为友好城市”的签字仪式。（7）筹划设计“刘秀坟”神道石刻：孟津县文物旅游局为开发刘秀坟，迁走了门前的一所中学，使刘秀坟前出现一大片空地。如何利用这片空地，经专家论证后，决定由陈长安代表专家组规划设计神道石刻。陈查阅资料、寻找依据，经过一年的共同努力，创造性的完成了17件具有东汉风格的巨型石雕，并於2003年牡丹花会前安装完毕，为刘秀坟增添了光彩。

“得失俱忘，看天下云卷云舒；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陈长安的性格正如其名：内心坦荡，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古稀之年步入白马寺，修身养性，以大乘之心待人处事。他一脚净土，一脚红尘，漫步于中庸之道，至今身体硬朗，笔耕不辍。祝陈先生健康、长寿、幸福。